穿山甲将毫无悬念“入围”全新编制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蒋志刚摄

在阿尔泰山野外拍摄到的驼鹿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。其保护等级将升至一级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

青岛百合又名崂山百合，为多年生单子叶草本植物，原产于山东省，是新增的二级保护物种。

麻栗坡兜兰是新补录的一级保护物种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

日前，全新编制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动物名录》）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植物名录》）开始向全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。

科学家们认为：生物多样性包括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、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，其中动植物是生物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。对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，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基础，也与申报世界遗产，建立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息息相关。

列入名录物种数量大幅增加

“总体而言，此次名录更新工作，对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会产生深远影响，也有利于国家的生态保护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遗产地保护以及全国生态环境的修复。”蒋志刚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，参与了此次《动物名录》中有关哺乳动物的研究工作。他介绍说，国家进行动植物名录更新的工作，凝聚了全新的科技智慧。科技工作者吸纳最新的动物学知识和国内外研究成果，综合考虑物种的生存状况、濒危状况、保护级别、管理需求；也广泛征求了专家、管理人员和公众的意见。

此次征求意见的《动物名录》一共涉及17个纲、70个目的661种野生动物，比起1989年的第一版名录，所保护物种增加了2倍多。“科学家们普遍认为，目前物种的濒危情况仍然严重，需要保护的物种也越来越多。这其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物种生存状况变化、濒危现状、管理需求、国际因素等。近来又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。”通过再次明确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，实际上是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。蒋志刚这样认为。

新编《植物名录》共收录468种和25类野生植物，在第一批《植物名录》基础上，删除55种，增加了296种和17类。此次两个名录所列入的物种数量相较之前均大幅增加。

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覃海宁，自1999年我国首次公布《植物名录》起就一直参与名录的跟踪及修订工作。他介绍说，新编《植物名录》的物种数量相较之前增加近一倍。“1999年发布了第一批《植物名录》时，许多经济价值较高、资源破坏严重的植物类群因各种原因未能列入。比如兰科、牡丹、人参，直到这次才新增进去。”他强调说，近几年，国家明显加强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，提升了对生态理念的重视；再加上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，全社会对动植物保护更加关注……这些社会发展背景，都为名录扩编、发布开了“绿灯”。

与全球保护目标相呼应

7月9日，在新编《植物名录》公开征求意见同时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也为《IUCN全球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IUCN红色名录》）更新了2020年的最新数据。

覃海宁认为，编制这些“名录”的目的，都是展示物种的濒危状况，为政府制定保护政策提供依据，并引起公众的重视。在《植物名录》的更新过程中，除了依据20多年来我国保护物种的管理成效和消长情况外，也参考了《IUCN红色名录》和我国编制的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》所列出的应该优先和重点保护的植物名录。但是，这些名录又各有特点。《IUCN红色名录》和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》是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编写的专家系统，鼓励“应评尽评”。名录中只有部分物种是濒危的。如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——高等植物卷》评估了全国34000余种植物，其中只有3700多种是“受威胁的”，约占11%。而《动物名录》《植物名录》则由政府发布并提供法律保障。红色名录将濒危程度排在首位；保护名录则首先考虑经济、科研及生态文化等价值。

2019年12月，自然资源部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国家会员代表。

“国家才是受威胁物种保护的行为主体。各国的‘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’反映的是这个物种在该国的生存状况”，蒋志刚介绍说：例如驼鹿在北美洲、欧洲的种群大、分布广，被《IUCN红色名录》评为“无危”。但在中国则完全不同，它仅分布在阿尔山和大兴安岭，于是被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》评为“极危”。这为中国制定保护对策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对自然遗产地发展意义重大

专家们一致认为，新编制的《动物名录》《植物名录》逐步实施，这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事件，也是国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。

蒋志刚阐释说，《动物名录》《植物名录》的更新过程，是国家以法律法规形式不断确认和进行提醒，以此约束人们在自然保护地的行为。“这对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肯定有正面影响。”覃海宁补充道：“我们一说到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中的生物多样性，便会提及特有、濒危和保护物种的数量和价值。我国野生植物中50%的物种、保护名录60%的物种都是中国特有，也就意味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源，因此，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。所以将新编名录推广开来，一方面利于新遗产地的申报，一方面也利于原有自然遗产地的保护。”

在正式公布实施后，相关管理、执法部门便会依照两个新编名录去落实保护措施，划定新的保护区，并以此为依据来审批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、控制出口等。覃海宁认为，保护动植物物种仍需要结合生态系统的保护才能产生最佳效果。他认为，在名录正式公布后，国家需要尽快启动配套的保护措施，管理部门应该建立一个长久的跟踪和更新机制，比如制定名录的更新和退出机制的原则，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常态化更新。